2021年全球经济怎么走？国际市场将对中国和新兴市场资产走势如何影响？4月10日，“清华大学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”在线召开，海内外首席经济学家们对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进行了全方位解读，一致认为，在目前国内外形势不确定性加大的背景下，经济增长的结构与质量的重要性高于总量。

　　全球经济分化严重

　　证监会原主席、全国政协委员肖钢认为，全球经济分化严重，表现为区域分化、产业分化、阶层分化和金融市场分化。造成经济分化的因素包括各国应对疫情的模式不同、宏观刺激政策的效果、数字经济逆势增长和贫富差异过大等原因。

　　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认为，2021年宏观经济政策应推动增长和平衡并重，结构与质量高于总量。2020年各国政府专注于应对疫情冲击下的经济衰退，政策目标集中在推动经济总量上升。但疫情及其后果造成了结构性的经济活动不平衡，也将对我国国内经济增长的大格局产生结构作用。相对总量，2021年的政策应当偏重结构性恢复。这是因为，第一，老龄化的速度远远超过想象，会改变需求、改变供给和改变金融。第二，2060碳中和不但是能源革命，还是技术革命。中国面临的转型的挑战比欧洲要大。第三，数字化转型，数字变成资源和资产，会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禀赋，重新定义国家的核心竞争力。

　　“宏观政策面临三重任务：修补过去的不平衡、推动经济的强劲增长、面向未来的结构优化经济增长范式的转轨。这是今年宏观经济政策的最大挑战。”朱民表示，现阶段保持宽裕的流动性还是很重要，但2021年财政政策的精准性和力度是非常重要的。

　　京东科技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认为，新冠肺炎疫情引发史无前例的政策刺激。全球通胀预期上行，美国国债十年期收益率迅速攀升，美元反转让新兴市场汇率承压，货币政策面临两难。2021全球经济不得不寻找突围之路。

　　持续通胀的可能性小

　　摩根大通首席朱海斌表示，预计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6.5%，并且该预测在近期不断上调。这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全球最强劲的增长，但是各国之间复苏程度不同。美国在新一轮财政刺激和疫苗普及后迎头赶上，而其余经济体全面复苏尚待时日。

　　渣打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丁爽认为，全球产出缺口仍然比较大，持续通胀的可能性比较小。他认为美联储会忽略暂时的通胀上升，加息可能要到2023年失业率降到3.5%左右才会实施。

　　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认为，美国这轮通胀压力不一般。美国正在打造的“高压经济”旨在促进中产阶级、蓝领工人的全民就业，不仅仅追求GDP增长回到疫情之前的水平，还要实现中低收入群体受益。但难以避免的副作用是通货膨胀。如果美国经济出现过热，通胀很有可能到今年底或明年初上探到2.5%以上。此外，三个结构性因素使得美国通胀在中长期卷土重来的压力不可小视，因为过去30年抑制通胀、提升生产率的三个因素现在开始逆转，分别是Trade(贸易全球化的逆转)、Tech(科技巨头化的逆转)、Titans(收入分配偏向企业化的逆转)。面对美国经济政策左拐、进入高压经济学的态势，中国十四五规划战略举措聚焦提升生产率、防止经济内卷。

　　瑞银集团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预测，今年中国经济在国内消费和出口拉动下有望实现9%的增速，制造业投资也将在企业收入和订单大幅增长之下明显反弹。今年中国的通胀总体可控，货币和财政政策逐步正常化，预计三季度有一次小幅的加息，主要会在信贷政策方面收紧，预计全年社融增长11%。由于今年名义GDP 增长可能接近12%，全年宏观杠杆率可以下降4-5个百分点。

　　建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崔历认为，疫情加速了中国经济的产业的转型和升级，潜在增速可能触底反弹。宏观政策逐渐收紧是大概率事件，再通胀会引发长端利率仍然上行，但政策利率可能维持不变。未来几年产业政策是更重要的关注点。

　　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认为，疫情同时具有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两个特征，中国还在弥补全球的供需缺口。信贷利率和房贷利率会趋势性上升，银行间市场利率也易上难下。十年期国债利率与名义GDP趋势一致，下半年可能往上的动能弱一点。

　　保银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张智威认为，从政策的角度，2021年是转弯之年，确定性的是风险是在一边倒的上行风险。从投资的角度，今年是守住成果之年。投资者更愿意投向中长期政策更稳定的国家。而目前美国的政策是损害美国的利益的，更聚焦于短期的经济。中国应该考虑长远，加快结构改革。

　　“碳中和”挑战与机遇并存

　　中金董事总经理黄海洲认为，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既面临巨大挑战，也有一系列竞争优势。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年排放量国，但投资可以带来技术进步。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和数字经济大国，应避害趋利，以电气化+清洁电作为碳中和主要抓手，发掘清洁能源的制造属性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。转型做得好的话能源的单位成本会下降，但如果投资做的不好、效益不高，则可能会带来通胀。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系统性风险，对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可能是巨大的，需要国际协调和合作。

　　海通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孙明春认为，金融机构可以发挥自身作为金融中介的特殊能力和角色，通过市场化的手段给其他行业的碳中和实践提供更强的激励与约束，助推全社会早日实现碳中和。碳中和转型的前期可能对经济增长和通胀有不利的影响，后期则会是非常大的机遇。但相比起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灾难性的影响，转型的阵痛可以忽略不计，需要让全民认识到气候变化对经济带来的非线性的影响。为了避免让部分行业承担过高的转型成本，应该在最终消费端采用碳税的政策。

　　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认为，积极推进“碳中和”有利于我国把握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历史性机遇。“碳中和”的引致需求，能够刺激全球经济走出“总需求不足”持续低迷的陷阱。碳中和的不同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不同，对于山西这样的煤炭大省，可以建立跨区域的补偿机制。

　　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马骏认为，需要深入研究碳中和带来的投资机遇和对投资所带来的挑战。挑战主要是高碳行业对金融稳定的影响，需要做更多量化的分析。碳中和会带来收益成本的不均衡分配，包括在地区之间的不均衡分配、行业之间的不均衡分配，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导致某些经济体、某些产业的大幅度萎缩甚至造成失业。如何保证一个比较公平的转型也是需要研究的。

（文章来源：经济日报）